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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献给60年前在冀中张家庄惨案中惨死在日寇刺刀下的同胞兄弟姐妹，纪念张家庄惨案60周年。

关桂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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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桩被历史湮没整整60年的惨案，一群风华正茂的八路军女兵和女干部悲壮而惨烈地毁灭在日寇的魔掌之中。我的一位熟人、终生研究抗战史的权威专家告诉我，在我军的军史上，这是仅次于1936年西路军妇女团全军覆没的第二次我军女兵部队整建制覆没的事件。但是，比西路军女兵更加不幸的是，无论是在国、共双方的军史、战史上，还是在日本的战争记录中，都找不到关于这次血案的正式记载，只有个别老首长在回忆录中有只言片语提及此事。作为这次惨案为数极少的幸存者之一，在即将走到自己生命的尽头之际，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我要向今天的年轻人说出历史的真相，以告慰无数战友的在天之灵。

我1920年生于一个旧官僚家庭，祖父作过北洋大臣的幕僚，父母却都是庚子赔款留洋学生，因此我从小受的是西式教育。我15岁那年进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读书，就在这一年，爆发了一二九抗日运动，刚刚摆脱童蒙的我，被卷入了事关国家存亡的政治大潮。我所在的女一中是这场风暴的中心之一，我和当时几乎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以自己的全部热情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运动中，我接触了党的组织，1936年6 月，经长我两届的学姐沈茗介绍，我加入了青年团。随着日寇的步步进逼，华北的局势越来越紧张，我根据党的指示积极在学生中开展工作，很快成了学生界党的骨干分子。随着局势的恶化，平津的大专院校纷纷南迁，战争的空气越来越浓了。父母担心我的安全，准备送我到英国去继续读书，可我不愿意在自己的祖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离去，经过无数次的抗争，终于留在了战争乌云笼罩下的北平。不久，全面抗战终于爆发，次年，我中学毕业进入北平女子师范学校。这时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抗日活动骨干了，我当时已是预备党员，受华北局群工部一位姓刘的同志直接领导。1939年初夏的一天，老刘突然通知我到一个秘密地点开会，到达后我发现屋里已有十几个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很不寻常的。最让我惊喜意外的是，我竟发现了我的入团介绍人沈茗。她早两年上了燕大，抗战爆发后就没有了音信，我一直以为她随学校南迁了，没想到她竟然还留在这日寇铁蹄下的古都。

老刘向大家简要介绍了局势：抗战爆发后，我军向华北敌后积极发展，在山岳地区站稳脚跟后，又开始向冀中平原发展，目前在冀中平原已经建立了数块根据地和游击区。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干部明显不足，根据这一情况，华北局决定从平津等大城市抽调一批骨干充实到各根据地去。我们这批人马上就要启程前往抗日根据地。

听了这个消息，我们都兴奋不已，一年多了，在日本人鼻子底下开展工作，大气都不敢喘，这下要到我们自己的根据地去了，谁不高兴呢？当夜我们就分头上路，经不同的路线进入了根据地。到根据地后，我被分配到冀中分区三区群工部任妇女干事。沈茗比我到的晚，她被分配到军区敌工部工作，我们见过一面，她就匆匆地又上路了。根据地的生活是舒畅的，但也是残酷的，几乎每天都在反扫荡中度过，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我自己也随时准备牺牲。

一年多时间就这么过去了，1940年下半年，在敌后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里，党派我到定兴县担任县妇救会长，那年我整整20岁。我到任之前，定兴县已牺牲了5 位县妇救会长，我是第6 任，也是最年轻的一个，上任时我就准备好与我的前任一样英勇赴死。也许是命运的眷顾，我在县妇救会长任上几次遇险，但均化险为夷，大难不死。1941年中，我再次接到调令，任三区群工部副部长，我是三区第一个活着离任的县妇救会长。到任新职不久，那年的初春，组织。上决定送我到军分区去参加妇女干部训练班，听了这个消息，我真象吃了蜜一样，那是我们天天向往的中心区啊。

经过半个月的辗转跋涉，穿过敌人无数道封锁线，我们终于进了山，到达了中心区南罗山，我真觉的是到了家。几天以后，参加妇训班的同志陆续到齐了，学员都是各区妇女工作的负责人，也许是斗争过于残酷，干部牺牲太快，参加妇训班的同志年岁都不大，最小的五区宣传部长夏雪莲只有20岁，年纪最大的一位大姐谭萍也不过26岁，而且几乎都是城里来的“洋学生”干部。最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又见到了沈茗，她已从军区调冀中分区敌工部一年，任副部长也将近半年了，这次她也参加了妇训班，而且是我们的班长。在这种残酷的斗争环境中老友重逢分外高兴，望着成熟、端庄的沈茗，我心中激动不已，这两年多中不知有多少次，在身处险境时我想到过：可能再也见不到沈茗了，可现在我们又见面了，我知道，经过九死一生，我也不再是两年前那个一身稚气的小姑娘了。我们俩拉着手，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渐渐地，话题从刀光血影的对敌斗争转到了女儿家的悄悄话。在我的刨根问底之下，沈茗终于向我“坦白”，她快要结婚了。她的爱人是分区张副司令，他们恋爱已经半年了，组织上正在审批他们的结婚申请。听到这个消息，我心中不免涌出一丝惆怅，两年中我心中曾经有过一个人，他曾是我的直接领导，但我还没来得及向他表白我的感情，他就牺牲了。随时可能牺牲的残酷环境让我的心冷了。

训练班的生活是愉快、舒畅的，不用每天担心敌情，不用半夜起来跑情况，姐妹们都说自己养白了养胖了。不过也有一件事让我有些别扭：大家都轰轰烈烈地谈其恋爱来了。部队男多女少是客观情况，尽管组织上对结婚有二八团的严格规定，但仍有许多身经百战的干部没有结婚。妇训班一下来了二十几个青春年华的女干部，无可避免地成了他们的目标。从训练班一开班，就不断有男同志经老首长、老战友介绍来找班里的女同志。全班23个人除谭大姐已经结婚、沈茗名花有主之外，全有人介绍对象，有的干脆就是军分区首长指名道性派下来的任务。我对这种近乎于指腹为婚的方式很不以为然，觉的我们都是五四后的新青年，怎么能接受这种没有感情基础的指定婚姻呢。加上我心底深藏的那快心病，我对这样的“恋爱”怎么也提不起兴趣。连续两个首长介绍来的男同志都被我礼貌地拒绝了。